政府是社会基本善行使的主体。
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解决问题，除了发展民营经济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民营经济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过去长期流行三句话：一句话叫做无农不稳，没有农业，社会不能稳定，因为要吃饭，要有粮食。第三句话，无商不活，没有商业，城乡流通渠道受损啊。
所以能瞒报就瞒报，能少报就少报，现在不同，农业税取消了，没有了税的问题，而且在土地入库的情况下，土地出租者一亩算一亩，干吗要少报？不会多报，也不会少报，这样一来，在浙江省地区，（土地）20％的数是没问题的，假如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8亿亩耕地将来会变成21.6亿亩，多了3.6亿亩。对农民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土地确权以后农民想什么呢？盘活啊，土地确权了，这样一来，农民信用社、村镇银行可以开展活动，农村金融活跃起来了，可以抵押，抵押跟质押是不一样的，质押是当铺，我把手镯、大衣放在你这里，换了钱以后来赎，现在的抵押不一样，房子照住、土地照耕，到时候我再还，如果有问题就通过法院来解决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农民的积极性是很高的。第二个原因，当初在土地承包的时候，坏地两亩顶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你算算，那就和现在一样，坏地两亩算一亩，农民认为这才不吃亏，可是他没想过，通过30多年的耕种，坏地也慢慢变好了，经过农民的耕种，好地坏地差别不大，一律按一亩算一亩，大家都服。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他的身体要保持健康，一定要靠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的时候可以吃药、打针，但这毕竟是外生力量。
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离目标模式还有距离呢，而且距离还不小，因为这是阶段性成果，如果不继续改革，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改，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阶段性成果当做我们的目标模式。农民收入提高了，城乡差别就缩小了，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三是加快深化汇率与利率体制改革，创建与开放性大国经济需要相一致的现代宏调架构，并为根除金融抑制和治理资产泡沫创造体制条件。
考虑篇幅限制，这里主要结合我们对广义奥肯模型，中国奥肯关系以及就业形势的研究结果，简略讨论宏观经济增速减缓给劳动市场与就业形势带来压力问题。即便考虑经济转型期货币深化因素，货币总量规模仍扩张过快，伴随经济增长偏快偏热、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飙升等失衡现象。（来源：FT中文网） 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减速 。另外刺激政策推动钢铁业反弹、地方融资膨胀、房地产扩张，这些领域也都发生后续透支回补效应，构成宏观经济增速减缓的行业背景。
2010年4季度GDP增速从3季度9.6%回升到9.8%，此后7个季度持续下降。然而同期中国实际GDP增长约1.7倍。
是品质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长，而不是质量低下和运营粗放的增长。中国是拥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最大外部债权国之一，通货膨胀对债权方不利而对负债方有利，中国庞大债权投资收益对未来预期通胀相当敏感。就必须把政策思路与重心转变到调整和改革方面，在破解深层结构问题和理顺机制方向下功夫，为培育新一轮自主性、内生性与可持续的景气增长奠定基础。虽然中国企业在开拓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多方努力并取得成效，外部经济减速仍会通过外需环节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重视上述潜在不利影响无疑是务实和必要的，不过通过具体分析有关问题能够看出，宏观经济适度减速上述影响其实具有较大程度可控性。结果在刺激措施退出后，2011年产销量增速双双急剧下降为约1.8%，2012年车市仍处于微增长状态。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增速减缓至少有三个层面背景根源。此外在外部经济关系方面，适度减速调整也客观具有几点积极功能
三是加快深化汇率与利率体制改革，创建与开放性大国经济需要相一致的现代宏调架构，并为根除金融抑制和治理资产泡沫创造体制条件。上一轮开放经济景气增长成就巨大，但是周期累积矛盾与失衡因素需逐步调整，要求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减缓。
如果上述经验估计值具有参考性，假定目前中国潜在增长率为8%-9%，那么今年略高于7.5%的预测增长率，可能会带来农民工就业增量回落大约150-450万之数。由此可见，应对经济减速调整需关注劳动市场动态和就业形势变动这个民生重点问题，然而也需客观认识到，现实环境与上世纪末因为消化旧体制扭曲面临严重就业压力形势已有本质不同。
实际情况是，给定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增长轨迹，过去一段时期经济偏快增长造成整体劳动力市场特别是相对低端农民工市场供不应求压力，并伴随此起彼伏的民工荒现象。外需不振，税收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压力加大等方面困难是有关讨论担忧的问题。在实施逆周期宏观调节政策同时，我们需要总结过去十余年宏观调控实践经验与教训，对开放型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目标与定位加以反思，针对转型期宏观失衡现象的深层体制根源进行调整改革，使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与长期结构性改革措施形成合理匹配与动态协调。是品质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长，而不是质量低下和运营粗放的增长。目前经济增速应低于潜在长期供给增速，这时有必要实行稳增长政策，舒缓正常经营企业面临困难，防范经济过度失速。展望未来，中国面临改革议程千头万绪。
此外在外部经济关系方面，适度减速调整也客观具有几点积极功能。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汽车市场增速不可能维持在年均30%-40%超常水平，两年井喷式增长对汽车未来供需潜能透支需要后续减速回补。
同期中国广义货币M2从大约14万亿元上升到73.4万亿元，十年共增长4.2倍。从朗润预测（具体参见附注）对中国GDP季度增长率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偏差 来看，2012年前三个季度朗润预测连续三次出现正值误差，累计误差值为1.1个百分点，显示目前经济减速具有某种超预期特点。
当我们实施积极宏观政策保增长同时，需要明确应保或力求的是自主性与内生性增长，而不是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长。近来中国政府实施的比较积极审慎的稳增长保增长政策，大体符合温和宽松政策范畴。
考虑篇幅限制，这里主要结合我们对广义奥肯模型，中国奥肯关系以及就业形势的研究结果，简略讨论宏观经济增速减缓给劳动市场与就业形势带来压力问题。另外中国与发达国家可比人均收入差距较快缩小，意味着潜在后发优势发挥空间逐步收窄并制约潜在供给增速。以改革培育自主性景气增长基础中国经济减速一定程度是全球经济减速调整派生的结果，又是全球经济减速大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广义奥肯方程估计结果显示，宏观经济增长相对长期潜在增速降低一个百分点，会导致用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占社会劳动力总量比率衡量的转移速度回落近0.37%个百分点，对城镇失业率也会带来近0.35个上升影响。
二是扩大民营企业准入，给企业家能力发挥创造更大空间。中国经济具有能动性含义之一，是我们拥有较多能发挥促增长作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各种宽松取向的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取向的减税与财政政策措施，适度增加保障房与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放松对企业投资数量管制等等。
减速调整虽然未必能带来价格贸易条件持续动态改善，然而至少可能减少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例如中国央行总资产从2001年初3.83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初26.9万亿元，间共增长六倍。
然而同期中国实际GDP增长约1.7倍。战后全新国际经济秩序与全球化环境，使中国这样后起大国可以从国际市场大规模获取大宗商品原料与能源，不必注定陷入列宁论断的咀咒，从一个侧面显示和平发展道理具有可行性。
最新宏观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经济明显出现企稳回升势头，显示前一段进取而有克制的稳增长措施正在发挥预期效果。主要发达经济体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减速会抑制中国出口需求。然而认为减速调整必然会对失业造成难以承受冲击的观点依据不足。是稳健与可持续增长，而不是失衡累积难以持续的增长。
一段时期经济整体比较快速扩张与关键领域改革进程相对滞后，使目前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面临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战。适度减速调整有助于中国庞大外部债务资产保值。
受四万亿超常刺激措施作用，中国GDP同比增长率2010年1季度达到11.9%峰值，此后总体上呈现回调趋势。（来源：FT中文网） 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减速 。
与全球经济类似，近来中国经济也出现增速持续减缓走势。全球经济减速调整，有助于提升资源性产品市场供给宽松度，有利于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
